公众作为回应的参与行为则体现为一种信息输入。

我理解人们关心腐败问题，最大的心愿是想方设法防止腐败，但本文并无意开列一个无所不包的方子，而是以财产权作为一个分析模式来探讨各种政体下国家权力的归属及应用原则，分析公共职位与私有财产的本质区别，进而剖析国家权力腐败的原因。怎么办？机关方面创造出摊派、收费、罚款[23]以及办企业等办法。

由是观之，腐败既殃民又祸国，作正本清源的反思和处理不仅是执政党的任务，也是共和国每一个诚实而有正义感的公民的责任。[28] 参见 James M. Buchanan, Property as a Guarantor of Libert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3. [29] 现代经济条件下"作为使用目的的财产"的重要性已降低到最低限度，绝大多数的财产作为权力而存在。占有权，不是暂时的占据，后者是连婴儿甚或动物都具有的本能[4]，而是排他性的控制与永久性控制，用客观性更强一点的语言来说，所有权人必要时可以行使一系列的救济权来维护其对所有物的控制。五、结语：让权利所有者教会执法者如何执法 列宁于1895年秋末写过一篇《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的文章。上述两层含义对于官员的地位具有什么后果呢？从上面的线索我们看到，用人是最后的环节，也就是说某一个人是否被任用，是由统治目的、职务设立、职权界定、用人资格等决定的，当然，还有一个自愿原则。

虽然在民主社会，被选举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但对于选举结果没有请求权。任何职位的权力都有固定的分割，职位之间的权力界限通过规则划定，彼此不能越界。[17]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文革，恰恰是一种非常态的状况，是一种中国历史中的国情，它无法用西方法治发展时期的任何语词去表达、替代或者覆盖。

这一主题主要体现为以下这些基本问题。其中，行政国家被假定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起点，被理解为一种非法治的国家形象，频繁地被用来描述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法治状况。每每提起‘行政国家——正如同提起‘警察国家一样，大家的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一个专制的，只会利用肆无顾忌的行政权力，蹂躏人民的极权国家之印象。此外，法治政府形象所包含的服务政府与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和参与式政府实质上也是一致的。

[11]其二，有限政府和服务政府实际上并非在同一国家同一历史阶段能够并存的两种法治形象，其理论基础存在冲突和矛盾。[18]文革十年中，除了林彪、四人帮搞的非法立法的白色恐怖如公安六条和1975年宪法外，立法工作一片空白。

5.法治发展路径：司法国家是否不可超越？这是前一问题的必然引申。有限政府是基于消极自由的思想，认为最少干预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但是这种观念并非行政国家，因为行政国家是以法治为基础。而对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非强制性手段规定的法律比较少，甚至没有规定。

）[2]如2010年3月制定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就规定了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等概念。如法治国家是形式法治国，还是实质法治国？是自由主义法治国，还是社会主义法治国？是共和主义法治国，还是民主主义法治国？这些问题的答案远非显而易见。诚信政府是依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来描述的。邓小平则成功塑造了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6]David H. Rosenblo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Bench v. Bureau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rcel Dekker,Inc.1983,PP.3-12.[7]David H. Rosenblo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Bench v. Bureau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rcel Dekker,Inc.1983, PP.3-5. [8] David H. Rosenblo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Bench v. Bureau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rcel Dekker,Inc.1983, PP.5-7.[9]David H. Rosenblo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Bench v. Bureau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rcel Dekker,Inc.1983, PP.7-9. [10]David H. Rosenblo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Bench v. Bureau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rcel Dekker,Inc.1983, PP.10-12. [11]李清伟：管理主义的理念与服务型政府的提出，载《纪检监察报》2008年9月26日。这也是我国法治形象表达重叠和冲突的根本原因。

[18]个人权利没有存在空间，私域被完全侵蚀。第一，我国确立国家法治形象标准过于多样化。

[15]这一假定构成了我国行政法治产生和发展的逻辑原点，成为恰似自然状态、无知之幕之类的理论建构之物。参与式政府是依据行政方式的民主性来提炼的，廉洁政府是依据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本要求来强调的。王仲莘：论邓小平的中国形象观，载《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4年第6期。现代官僚体制还不发达，处于低水平的科层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范围、手段和方式都具有相当的随意性。[16]换言之，行政国家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宪政结构基本确立后法治国发展的初步阶段，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法治模式。[19]党的十七大二中全会通过对《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将我国政府的职能概括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法治实践中选择某种法治形象，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某种行政法治理论为理论指导。在较长时期内，我国行政法治发展有可能跨越司法国家，直接迈向善治国家。

可见，它显然不符合行政国家的构成要件，笔者暂且把它称为前行政国家。在行政法学体系全球趋同性的发展趋势下，各国行政法学之间的移植和借鉴将更加广泛深入。

[17]参见叶必丰：中国行政法学的回顾与定位，载《法学评论》1998年第4期。[12]Orly Lobel,, The Renew Deal: The Fall of Regulation and the Rise of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Legal Thought, in Minnesota Law Review ,Volume 89, Dec.2004.[13]See Nicholas Bamforth and Peter Leyland, Public Law In A Multi-Layered Constitution, Oregon: Hart Publishing Oxford And Portland, 2003, P.191.[14]到目前为止，行政法学界提出的具有持续影响力和较强解释力的系统的公法理论只有平衡论与统一公法学。

而服务政府是基于积极自由的思想，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袁曙宏、宋功德著：《统一公法学原论》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当然，普遍的经验是，行政法学在一国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是借鉴他国文化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果。[4]《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5条关于合法行政的规定就是采取无法律则无行政的态度，体现了形式法治主义的立场。

日本行政法学几乎是德国行政法学的翻版。[2]足见，我国法治政府形象具有多种面孔，可谓面面俱到。

进入专题： 行政国家 法治政府 国家形象 行政法学 。[3]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详情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

[7]社会压力主要是指工业化引发的人口集中、教育提升和裁决经济冲突等需求，导致政府开支的扩大，它们构成了行政国家兴起的外因。显然，我国行政法学在移植英美行政法治理念的过程中，对此简单化的处理使得它不仅掩盖了西方行政国家的真实图景，也使得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迷失了自己。

这些面孔基本上是从法治政府的某一方面的特征甚至是某一个角度所进行的描述。如美国学者解释行政国家的兴起有四种路径：公共服务的发展、社会压力导致政府扩张、官僚组织的特性和美国自身特质性的因素（Idiosyncratic Factor）。果真如此，有的学者所提出我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走出行政国家的命题就可能被证伪。就公共治理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善政（Good Government）的治理模式。

服务政府是依据现阶段国家任务来提出的。有限政府是依据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特征来表述的。

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法学研究并没有提出多少有冲击力和解释力的理论主张，自然也就无法为法治建设主体提供太多选择的可能。二是强调相对方的服从义务，对相对方的法律责任的内容、形式和程序都规定得比较完备，而对公权力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够健全。

[5]石佑启、刘运毛：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演变及其定位，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6期。自然而然，我国关于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的行政立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猛然增多。